近30年来，出土文献研究不仅成为国内国学研究的热点，也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北美、欧洲等各地学术界针对“出土文献研究”或简帛文献研究举办的研讨会、发表的论著、成立的研究组织有很多，国内的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都设有专门的出土文献研究或简帛文献研究机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一直非常关注出土文献的研究，2004年12月6-8日，该中心主办了“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作为研究《周易》及中国古代哲学的专门学术机构，中心尤其重视简帛易学的研究：中心的网站专门辟有“简帛易研究”专栏。中心所属核心期刊《周易研究》，大部分的刊期都设有“出土易学文献研究”或“简帛易研究”专题。 1988年创刊至2005年底共刊登中外作者出土易学文献（绝大部分为简帛易）研究论文64篇，主要对简帛有关易学的篇章做了充分的文字考订、篇章释义、文本比较、思想内涵阐述等工作，进一步发掘了出土易学文献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蕴，推动了简帛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现将《周易研究》这一时期所发出土易学文献研究论文的成果（截止2005年底）综述如下：

　　一、帛书《周易》的研究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较早（1973年），且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所当然，帛书易学的研究开始较早且成果最多。《周易研究》所登64篇简帛易学研究论文中，有30篇是关于帛书的，约占简帛易研究总数的47%。综观30篇帛书易学研究论文，主要有三个领域的考证与论述：

　　（一）篇章考订及释文。篇章考订及释文，是简帛文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周易研究》所刊12篇有关简帛易“考订及释文”方面的学术论文，以扎实的古文字功底，细致、缜密的文献分析、解读，为简帛易学的全面、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从个别字词入手考释《周易》篇章结构、思想内涵、文化历史背景等。如：连劭名的《马王堆帛书〈系辞〉研究》、《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两文，对帛书《系辞》中几处重要的异文，做了有价值的文字考订与释义，认为《系辞》中的“象”，帛书作“马”，“马”意同于“数”等。任俊华《宫的分别字与〈周易〉爻辞新解》，研究了马王堆帛书《周易》中出现的四个“躳”字，认为躳是宫的上古分别字，通行本《周易》中的躳应倒过来按帛书《周易》作躳解释才对。李锐《论帛书〈二三子问〉中的‘精白’》一文，指出《二三子问》中出现的“精白”一词，已见于《鹖冠子·度万》，进而分析在孔子的时代，有可能出现“精白”这样的概念以及出现押韵的占语，同时对于《二三子问》的年代作出了新的推测，认为此篇时代当较早，并没有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有可能就是孔门弟子录所闻于夫子，整理成篇。

　　2.从某一篇章入手考释。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全文的释文；郭沂《帛书〈要〉篇考释》，则根据已经发表的五种帛书《要》篇释文，对全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整理考辨，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通过对今本《周易》与帛书的对比考释，断定今本《说卦》的第三至第十一章，尤其是三至六章，是有着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帛书〈系辞〉释文再补》则对帛书《系辞》进行了进一步的考释。刘大钧帛书《〈易经〉异文校释》、《帛书〈周易〉异文校释》分别对今、帛本《周易》的“异文”，做了有价值的文字考订与释义。邓立光从《帛书〈易传〉证知孔子说〈易〉引用古熟语》，从帛书《易传》中考见孔子言谦德有取于周公之言，慎言之教则有取于《金人铭》，今本《谦·彖》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四句应该是周公的说《易》语，并成为日后言谦德的熟语，最后被编入《谦·彖》。丁四新的《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认为，帛书《缪和》可以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而《昭力》尚处于尝试性的文本编合活动过程之中，二者相隔较大，仍是两个独立的文本单位。廖名春《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通过对帛书易传三件残片的缀合和考释，认为所谓的帛书《易之义》原篇题当为《衷》，是孔子后学按照阴阳和衷共济的主题所选定的孔子论《易》言论的汇编；而原记字数“二千”当为“四千”之误，同时进一步考定了帛书《要》的篇首当为今本《系辞》的第十章。

　　（二）哲学思想及源流。古文献的哲学思想及源流研究，是建立在广泛且深入细致的篇章解读基础之上的。《周易研究》所发下列有关学术论文，皆是在完整、深入解读原文的基础上，对简帛易学领域的《周易》的象数思想、卦气思想、天人道德思想、孔子晚年哲学思想及儒家哲学思想的流派都有论述。邓立光《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之〈易〉教及其象数》一文，认为孔子《易》教之内容，由于帛书《易传》之刊布而得以显豁。该文通过“孔子《易》教与子贡之问难”部分，论证孔子说《易》未能为弟子完全接受，原因是孔子对《周易》性质之转换——由卜筮之书转化为言德之书——超过了时人之认识水平所致；孔子在其《易》教中兼用象数，则为新发现。陈来教授的《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认为，帛书易传所见的先秦儒家易学分为重人道的鲁儒易学、重地道的齐儒易学、重天道的楚儒易学，三派各突出了天地人三才中的一才。金春峰《帛书〈系辞〉反映的时代与文化》指出，断定帛书《系辞》比通行本早出，主要是根据它呈现的占筮、巫术文化与通行本所反映的理性、义理而不同的两种时代与文化类型。邓立光《从帛书〈易传〉析述孔子晚年的学术思想》，认为从帛书《易传》所见的哲理，显示了晚年的孔子已经具有哲学家的形态，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并且对这些哲学问题有很深的体会。其另一篇《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根据对帛书《易传》的考察，认为“文”的实义，是指外柔内刚的德性，而表现为谦德。这种意义的德性，称为“文德”，是就政治人格而言的德性。故“文言”是“‘文’之言”的意思，义为“有关为政者（或从政者）德性的言说”。胡治洪《帛书〈易传〉四篇天人道德观析论》，认为作为孔子的《易》论，其中包含着传世文献所隐微罕见的天人道德观念，补足了三代天命德政观与思孟天道性命思想之间的逻辑缺环，是经由曾子（《天圆》）而达致《中庸》、郭店儒家简、《孟子》乃至传世本《易传》所体现的天道性命思想高峰的理论根据。井海明《简论帛书〈易传〉中的卦气思想》，考证了《二三子》、《要》、《衷》等帛书《易传》中所蕴涵的卦气思想，是与其前的卦气思想一脉相承的，说明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代的卦气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完善起来的。梁韦弦《关于帛书（易之义）解说坤卦卦爻辞之文义的辨证》，则认为用《说卦传》的八卦方位说或汉易卦气说去解说《周易》坤卦卦辞，都会遇到岁时和方位逆行的问题，这是违背八卦方位与卦气原理的，这表明有学者据帛书《易之义》中“岁之义”的说法推断《周易》本经中有卦气思想的看法是行不通的。

　　（三）研究总结与评论。《周易研究》比较重视对帛易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研究方法的检讨。方向东的《评帛书〈易经〉研究的两种倾向》一文，认为帛书《周易》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帛书《易经》的注译仍存在着或拘泥于帛书《易经》文字，或以帛书《易经》牵就通行本，从而造成解释的错误或混乱这两大错误倾向。李伯聪《从“要”这个概念看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渗一兼论易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则指出，早期易学史不是某个学派的一元传承史，而是多学派的多元发展史；不是单纯的殊途同归史，而是殊途同归和同途殊归的“双相”史；它甚至也不单纯是儒、道两条互不交错的“平行线”的发展史，而是更多学派及“亚学派”互斥又互渗、多条线索交织、呈现某种“网络化”图景的历史。

　　二、郭店楚简易学研究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没有专门易学文献，只有关于易的只言片语。故此部分只有从《太一生水》、《语丛》考证、分析易学思想的3篇论文。刘大钧教授《〈大一生水〉篇管窥》，说明郭店竹简《大一生水》篇中简文由“大一生水”至“大一藏于水、行于时”，是叙述“岁之主”的元阳之气在一岁中成终成始的运行过程。篇中“大一”即“太一”、“太极”，而“天地”、“神明”、“阴阳”、“四时”等相辅相成的说法，正是卦气说的主要内容。赵卫东《〈太一生水〉‘神明’新释》认为：把《太一生水》之“神明”读为“昏明”，释为昼夜，既能与《太一生水》独特的宇宙论系统相谐和，又可以在先秦及其后典籍中找到证据。与以往学者对《太一生水》之“神明”的解释相比较，把《太一生水》之“神明”释为“昏明”，更能符合《太一生水》之原意。汤一介《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认为《郭店楚简·语丛》“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大概是现存最早和最明确表达“天人合一”思想的命题。《易》的“所以会天道、人道”，表明“天”、“人”之间的关系为一内在关系，二者是不离相即的，而西方哲学则以“外在关系”立论。由此可看出，《周易》可能是中国探讨“所以会天道、人道”的最古老的经典。

　　三、上博简易学研究

　　2003年正式出版、面世的上博简中有《周易》文献，故上博简易学研究成果斐然。《周易研究》共12篇这方面的论文，分别对文字考释、卦画、卦序问题、特殊符号、象数思想、哲学思想等给予了研究与论述。廖名春前后四篇论文，显示了其深厚的文字考释功底和对上博简的浓厚的研究兴趣：《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管窥》对上海博物馆书法馆新近公布的两支《周易》楚简作了逐字逐句的考释，并结合帛书《周易》经传，对《周易》豫、大畜等卦一些爻辞的意义作了新的阐发，还据以讨论了《周易》的作年与卦画、卦名、爻题产生的年代；《楚简〈周易〉校释记（一）》，探讨了楚简《周易》蒙、需、讼、师、比、大有、谦七卦的异文，指出“需”字在楚简中实际作“俟”，应该是取本义“须待”。“原筮”，即恕免他人的折败。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是说其诚信像太阳一样明亮，像父老一样有威望，为人所信服，就会吉利。王弼本的“征邑国”，楚简本作“征邦”，乃是汉人避汉高祖刘邦讳改“邦”为“国”之故，而“邑”疑从“邦”字“邑”旁来；《楚简〈周易〉校释记（二）》，探讨了楚简《周易》随、无妄、咸、恒四卦的异文，对随卦的上六爻辞，无妄卦的卦辞、六二爻辞、九五爻辞，恒卦的初六爻辞、上九爻辞等都作出了新的解释，对《周易》本经的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新释》，结合帛书本和今本《周易》经、传，探讨了楚简《周易》，遯卦六二爻辞文字的隶定、句子的断句、文义的释读，在综合诸家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对《周易》本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吴新楚《楚简〈周易〉“不家而食”新解》认为，楚简《大畜》卦所见“而”字不是衍文，其中“家”字宜读为“稼”。“不家食”与《无妄》卦“不耕获”结构相类，可理解为“不稼而食”、“不耕而获”。王振复《上博馆藏楚竹书〈周易〉初析》，认为：1.从“数图形卦”分析楚竹书《周易》的卦符，由于这卦符纯以一与八这两数来表达，体现了与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同类的历史、人文水平，而稍晚于阜阳简本《周易》；2.楚竹书《周易》所以有“经”无“传”，是因为尊“经”贬“传”的缘故；3.楚竹书《周易》的“同卦同类符号”即首符、尾符相同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证明“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符号也不是楚竹书《周易》具有“上、下部分”的证明。郑万耕《〈周易〉释读八则——以楚竹书为参照》，对经文的八条卦爻辞作了释读，讨论了易学史上有代表性的意见，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见解。王新春《哲学视域中战国楚竹书〈周易〉的文献价值》，认为上博简《周易》见证了数字式爻题的早已存在，与其他传本的《周易》爻题一样，充分蕴示了卦所潜涵的繁复无尽、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及卦与卦间所潜涵的同样繁复无尽、流变互通情状，由此而充分符示了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格局繁复无尽、变动不居之流变图景与诸格局间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图景。陈仁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综述》认为，一年来，对上博《周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释、文本解读、楚竹书《周易》特殊符号以及卦序问题上。其中又以文字考释和特殊符号问题的讨论最多。李尚信《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在反驳濮茅左先生通过对战国楚竹书《周易》中出现的独特红、黑符号分析的基础上，主张竹书卦序运用的很可能就是今本卦序，是运用今本卦序来表达宇宙天地、万物与人类的演化与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推断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在阴阳学说统摄下的包含“三段论”“四段论”和“七段论”为一体的丰富、系统而又独特的事物发展阶段论。谢向荣《试论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对卦序与象数的统合意义》，通过对象数的分析，辅以对易图的考虑，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重新比照有关楚简图版，就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的分布排序提出了相关的推论。房振山《竹书〈周易〉彩色符号初探》认为，竹书《周易》中存在两个文本，其彩色符号是两类八种，这对于我们认识先秦《周易》的原始面貌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研究先秦《周易》彩色符号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王家台秦简“易占”研究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十五号秦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有一篇内容为“易占”，整理者定名为《归藏》。这是一篇重要的出土文献，对研究《归藏》及先秦易的流传等问题有重要价值。《周易研究》先后发表此方面论文5篇。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以新出土的《归藏》为主要根据，又征引出土阜阳汉简《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其它文献资料，对易学界长期争讼不休的问题进行检讨考辨，再次印证了传本《归藏》不伪、《归藏》早于《周易》、文王演易不是重卦、《周易》原为卜筮之书等论断。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探讨了王家台秦简《归藏》和传世本《归藏》的一些问题，认为秦简《归藏》应当是《归藏》易的《郑母经》；“豫”，秦简《归藏》作“介”，说明《周易》豫卦的本义当为大；秦简《归藏》的规卦相当于《周易》的随卦。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从秦简“易占”与《周易》相应之卦存在的不同卦名，推断秦简“易占”之卦名当即先于《周易》之卦名而存在的殷易《归藏》之卦名。朱渊清《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根据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本事的事实，认定王家台《归藏》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属战国作品。任俊华、梁敢雄《〈归藏〉、〈坤乾〉源流考一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论证了晋代前《归藏》易之文从未面世，晋以降历代《归藏》的版本均出自汲冢书《易繇阴阳卦》，还着重考证了春秋时宋《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归藏》的渊源关系，指出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的卦占书包含有甲、乙两种底本不尽相同的、以卦占为主体的《归藏》摘抄本，当称为《归藏·64卦占》为宜。

　　五、其它出土易学文献研究

　　除帛书、郭店竹简、上博简、王家台秦简之外的其它出土易学文献的考释与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研究》共发文5篇。丁四新《从出土竹书综论〈周易〉诸问题》认为，从出土材料汲冢书和世传文献相结合来看，“《说卦》三篇后得”说是不正确的。认为《说卦》、《序卦》、《杂卦》皆当出自先秦，而“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当即是《杂卦》。秦颁禁书令，《周易》经传当皆在未禁之列；所谓淮南缪生及帛书缪和未必就是申公同学穆生；《易大传》当别为一名，并非就是今本《系辞》或《易传》。西晋不准盗掘的汲郡墓，其下葬时间应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连劭名《考古发现与先秦易学》，从考古发现的一些材料，考证了先秦易学的若干问题，如认为：包山楚简中有神名“二天子”，应是伏牺、神农；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的“大帝”即为“易”；张家山汉简《盖庐》出现了“太极”的概念，是研究古代思想的珍贵资料等。陈蔚松《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认为周原9号卜甲有卜辞“大出于川”，可考与《周易·蛊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为同一件事。在结合周原卜甲及其它典籍相互参证的基础上，本文对《周易·蛊卦》卦辞爻辞进行新的诠释，并对相关的商周史事进行考述。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认为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文章还分别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一片有字卜骨上的文字与筮数和北京房山镇江营出土的一片卜骨上的筮数进行了识读，并对它们所采用的揲蓍法进行了推测。廖名春《长安西仁村陶帛数字卦解读》，认为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来源于《周易》类的筮书，其筮数脱胎于阴阳爻画，其6卦二二相耦，分为3对覆卦，可能是出于覆体为占的需要。

　　六、多种出土易学文献以及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各地出土了大量简帛文献、甲骨文献等，为出土文献与其它相关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周易研究》共发此类对比研究论文11篇，囊括了各类有比较价值的简帛文献对比研究，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陈鼓应先生的《帛书〈系辞〉和帛书〈黄帝四经〉》，考察帛书《黄帝四经》和《系辞》之间在思想上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了解《系辞》与道家黄老学派的联系，同时也使《系辞》道家说有了更充足的证据。连劭名《帛书〈周易·泰蓄〉与〈逸周书·大聚〉》，通过对两文献的对比解读，认为两文献相合的事实，说明《周易》中的许多思想都是源于古人的社会实践，经过不断的加工与提炼，逐渐抽象为简单的哲理。刘信芳《释〈五行〉与〈系辞〉之型》，认为《五行》中的施与型很准确地概括了客体对主体的影响以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系辞》中的型则是道与器联系的中介，说明人的实践活动就是对于道的模仿。刘大钧教授于此用力最深，先后以《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一、二、三）、《帛、今本〈易经〉今、古文字考（乾至蹇）——兼及帛、今本卦爻辞异文辨析》、《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五篇文章，分别对帛书《周易》的疑难卦爻辞、《易经》乾至蹇卦的卦爻辞与今本对应的卦爻辞异文进行对比，阐释了二者今、古文的使用情况，并对二者诸多异文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精辟的结论；其认为以竹书校之，方知所见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与战国竹书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与竹书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随着帛《易》的出土，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林忠军《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通过比较今本和楚简《周易》，认为战国楚简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符、卦名，还是卦爻辞，整体内容和文辞意义都没有很大的差别，今本虽然经过后世整理，但是文字上仍保留了许多与战国本完全相同或意义相同的文字，这种今本与战国本相关联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今本整体上优胜于战国本和其他本，其权威性并没有因为近几年许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被削弱和动摇。刘保贞《从今、帛、竹书对比解〈易经〉‘亨’字》，通过与今本的对比，认为在马王堆帛书《周易》和战国楚竹书《周易》中，作享祀或致贡之意的“亨”与其它意的“亨”是有严格区别的。这些其它意的“亨”应是宴饗的意思。战国楚竹书中作“鄉”，正用其本字。邢文《程伊川与马王堆之间——天理、象数与汉宋易学的视角》认为，伊川易学的传统上溯到王弼是不够的；伊川易学“即事尽天理”之说，已经在宗教的层次上把握了《周易》的深义，可以追溯到马王堆易学的传统；与王弼易学不同的是，伊川易学在注重义理的同时，并没有尽黜象数，而是与马王堆易学一样，同时兼顾了《周易》卦画爻象的基本性质；比较伊川易学与帛书《周易》，使我们对宋易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