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流传下来的诗歌，其数量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体例之完备，以及历史之悠久，均属举世罕见。谈到诗歌的发展史，人们一般习惯于首推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和产生于荆楚地区的《楚辞》。以此为标志，并把它看作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但《诗经》的编订者相传为孔子，它的成书年代大致在春秋末期，《楚辞》则更晚，一直到汉代才编定。事实上，在它们之前、之外，就有大量的歌谣在流行。譬如，葛天氏的《八阕歌》，神农时的《蜡辞》，黄帝时的《弹歌》、《有炎氏頌》、《渡漳歌》、少昊时的《皇娥歌》、《白帝子歌》、唐尧时的《击壤歌》、《康衢谣》，虞舜时的《卿云歌》、《五子歌》、《夏人歌》，商代的《盘铭》、《桑林祷辞》、《商铭》，等等。尽管其中难免有伪作，但诗歌源远流长历史是不容置疑的。
    诗缘起人们以劳动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劳动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娱乐活动时的唱词，男女相悦的歌吟，便成了诗歌产生的最早的源头。正因为如此，诗歌发展自然经历了一个由俚俗到文雅的转变过程。这个时候，《周易》的出现，使它承担了这一转变的任务。谭丕谟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纲》中说：“从启下的关系说，（《周易》）卦爻辞担负了萌芽状态文学成长的使命，完成了《诗经》降生的准备工作。”这个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关于《周易》的成书时间，卦辞和爻辞，大约编写于西周初年（易传七种十篇的成文时间，当在战国时期，更或延至秦汉之际）。这就比《诗经》要早得多。关于《周易》的作者，历来流行“易更三圣”的说法，即伏羲画卦，文王演卦，孔子传述。事实上，伏羲画卦后，文王演卦而作“卦辞”，周公祖述而著“爻辞”，孔子传述而作“十翼”。据说，作八卦的伏羲，就是一个有名的歌者。《楚辞》说：“伏戏架辨，楚劳商只。”意谓伏羲曾创作《架辨》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如果撇开易卦爻辞之中的占断卜辞，其实，《周易》之卦爻辞颇多意境浓郁的诗歌和来自民间的谣谚。
    《周易》中的卦爻辞诗歌，取涉十分广泛。取天地自然之象，阐人生性命之理，记祖代宗功之事，录民间俗谚之辞，断吉凶祸福之语，诸此等等，无不掺杂其中，显得庞博斑斓。卦爻辞诗歌，就其形式而言，显然未经过《诗》的那种选择、雕琢和加工润色，因而显得比较的杂驳、素朴粗糙。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周易》卦爻辞看作是诗歌的萌芽，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呈现出诗歌的特征，而且在内容上也初步具备了诗歌的意境，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原初状态的萌芽。
    【一】说《周易》卦爻辞是诗歌，这首先表现在它已经用韵。清代学者俞樾说：“《周易》亦多用韵之文，亦有变文协韵者。”（《古书疑义举例》）。郭沫若也说过：“《易经》经文的卦爻辞多半是韵文，而且有不少是很有诗意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章）这种用韵的例子很多，如：
    震俨隙隙，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chàng）。——《震》卦辞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九三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贲于丘园，束帛戋戋。——《贲》六四，六五
    在这些诗句中，“哑”同“鬯”、“陵”同“兴”、“园”同“戋”都是押韵的，读来琅琅上口，富有诗味。
    其次，《周易》卦爻辞诗歌的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反复、对仗、起兴等已经有了比较熟练的运用。这对《诗经》有着直接的影响。《周易》中的反复是非常之多的，往往一唱三咏，回环相扣，饶有兴味。例如，《屯卦》中的爻辞就有“如迍如邅，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贲》卦中爻辞有“贲如皤如，白马翰如”的句子。句末都用了一个“如”字，起着充当语气助词的作用，这与《诗经》中“兮”字意义近似。
    《周易》已经开始讲究对仗。如《师》卦中的“长子帅师，弟子舆尸。”《颐》卦中的“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家人》卦中的“家人嚆嚆，妇人嘻嘻。”《革》卦中的“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如此诗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音韵和谐，显得生动流畅，具有简明洗炼的特色。
    【二】《周易》同《诗经》有着明显的先后继承关系。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周易》卦爻辞诗歌在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处理方法上突出的运用了“兴”的手法。兴，“其起源乃在于观念内容与自然物象相统一的原始兴象。而原始兴象产生的基础同以神物为征验和预兆的易象产生的基础是相同的，都是由于自然物象的被神化，被赋予某些想象的观念内容。”（陈秋祥等编的《中国文化源》）。“易”，许慎《说文解字》写作“易”，是日月相易之象，象征着日出月落、月出日落这样一种自然现象的符号表征。从《周易》原理来看，“易象”乃是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系辞上》）的产物。这种“易象”本是供占卜而用的，可是当它引人到诗歌中去便成为“兴”了。赵沛霖先生在《兴的源起》中就明确地指出：“以之入诗则为兴象，以之占卜则为易象。”“兴象”和“易象”这两者是相通的，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而且在《周易》中二者被和谐统一起来，从而成为我国诗歌艺术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语）。“兴”在《易经》中的运用已是相当的普遍，并且还运用得很出色，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成就。例如：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
   “明夷”是指鸣叫的野雉。意思是野雉低垂着翅膀，哀怜而鸣，不能展翅飞翔。君子正在路上艰难的行走，一连三天都没有什么东西吃了。这首诗用一个“明夷于飞”来起兴，比喻行人羁旅之苦。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利用御寇。——《渐》九三
    “鸿”即大雁。意思是大雁又降落在地上，可是我的丈夫打仗还未回家，就是我怀了小孩也不能养育——都是因为抵御敌人的缘故啊。这是一位妇人的怨词，以大雁飞回作比喻，使人别感苍凉哀惋。这种抒写夫妇分离，诉说征战相思之苦的怨诗直接影响到了《诗经》的创作，像“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王风·君子于  役》）这样的诗句显然与《易经》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又如：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糜之。——《中孚》九二
    这是一首优美的情诗，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欢聚同乐的情景。这与《诗经》中的《关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语言特色来看，此诗与《诗经》中的“国风”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再如：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大过》九二九五
    “枯杨生（即芽）”，“枯杨生华（即花）”是起兴，引起下文，比喻老头子娶了年轻女子为妻，老妇选了年轻男子为夫，诗歌形象鲜明，韵调铿锵，触景生情，写出了老人寻得青年配偶，呈现出枯木逢春的生机。
    【三】《周易》中的诗歌谣辞除写男女相悦，征人思妇之外，或记录史实，或描写劳动生活，或喻事明理，内容十分丰富，并且成为《诗经》“风、雅、颂”的源流。描绘当时社会生活的诗歌，风格颇似《诗经》的“风、雅”。如：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上六
    这是一首有情有景的牧歌，淳朴而又真实。在广大的牧场上，男男女女都在劳作。男的剪羊毛，女有用筐子盛着，用十个字把那种恬静闲适的劳动场面表现得异常生动。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在这一首短歌里，反映出作战胜利的情景。打鼓的打鼓，休息的休息，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高兴得唱歌。寥寥数笔，就把那种胜利的场面勾画得惟妙惟肖。
    有些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习俗，如《屯》卦六二、上六：
    如迍如邅，乘马斑如，匪寇婚媾，泣血涟如。——《贲》卦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这两首诗歌都描绘了一种情况：他们穿着华丽的服饰，骑着漂亮的白马，飞奔而来，像一群匪寇一般就要强配婚姻。女人们被逼迫得悲伤的痛哭。这反映了当时野蛮的抢婚习俗。
    当时战争也是相当频繁的，比如《离》九四：突如，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描绘的是这么一件事：突然之间，来了一大队人马，他们放火烧屋，逢人就杀，丢下了一大片尸体。这首小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部落战争，其笔调十分悲壮苍凉。
    有些卦爻辞诗歌是记录祖先史实的，风格类似《诗经》的“颂”。如写高宗伐鬼方事：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邦。——《未济》九四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讑祭，实受其福。——《既济》九五
    在这里，“东邻”是指商纣王，“西邻”是指周文王。意思是东邻商纣王杀牛享尽奢侈之态，还不如西邻的文王用薄薄的夏祭，以诚敬祭祀鬼神而实惠蒙受福禄。这首诗歌赞颂了文王的节俭精神。
    此外，记史的还有帝乙归妹、王三锡命、成汤网开三面、王亥丧牛于易，等等，或歌颂祖功，或讽喻劝诫，使诗歌初步具备了教化的功能。
   《周易》中还有一类诗歌值得注意，那就是言事明理的哲理诗。这类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富含哲理，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如：
    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革》之九五，上六
    意思是大人们（指统治者）要有威严，人们才会听信于你。君子就要注意自己的修养，给别人做出榜样，小人则要改革昔时邪恶之面，重新做人。它阐明了做人的标准。又如：
    羝（dī）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壮大》上六
 象羝羊的两只角挂在篱笆中，进退不得，那么就毫无办法了。这首诗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做事要有准备，有计划，有条理的道理。再如：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屯》之六三
    意谓在附近山麓逐鹿，如果没有掌管山泽的虞人的帮助，就会有困顿于丛林中的遭际。它说明了外因的作用。时机未到，不可草率行事，否则将徒劳无功。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书，自然有其消极和唯心的一面。如《离·九三》中的“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在劝人对生活乐观豁达的同时，又宣扬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这是不足取的。再者，《周易》卦爻辞中所表现的鬼神观念也很浓重，“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暌·上九》）显得荒诞不稽。这些都反映了《周易》诗歌的思想局限性。但这是瑕不掩瑜的，与《周易》卦爻辞整个宏大的意旨相比，这毕竟只是细枝末叶。我们无须去苛求古人。
    概而言之，《周易》卦爻辞诗歌，内容宏富，涉及耕作、放牧、狩猎、婚恋、战争等各个领域，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和爱情生活，其中相当一部分歌辞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歌唱和对未来憧憬，一部《周易》是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再现，具有史诗的价值。《周易》卦爻辞诗歌在艺术表现和创作技巧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是一种在萌芽中生长的原初诗歌。特别是它已经成功的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或铺陈直叙、或借物比兴、托物言志者有之，直抒胸臆者有之，其格调或欢愉热烈，或悲伤哀怨，或平恬典雅，构成了一种色彩斑斓，摇曳多姿的艺术风格。这为《诗经》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周易》的文学表象特征来看，它是一部比《诗经》更古老的诗歌集子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