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潮诠释《易经》的哲学思想
《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许先潮认为：《易经》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讲讲《易经》中的哲学思想。

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哲学思辩能力也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南京《周易》学者许先潮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许先潮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

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许先潮指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孔子深得《易经》之道，最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许先潮直言：在《易经》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正名”学说。

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

被考定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是当时学者在总结前人认知《易经》的成果基础上，对《易经》卦爻符号体系及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大家的思辩成果，也有更多古代优秀哲学家的思辩结晶。南京《周易》学者许先潮认为：正是他们使易经这部古典在哲学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才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经》不仅受到学者重视，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如唐太宗的青睐，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主编《周易正义》，推动了以《易经》研究为中心的哲学研究的开展，因此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自注《易经》。

宋代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等人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许先潮曰：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译，构造了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创立了被称为“先天学”的理学象数学派；周敦颐根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太极图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深入探讨，认为《易经》的核心是讲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将哲学研究和《易经》研究更进一步，提出“实道而器虚”的命题，明确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一般原理存于具体事物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杂和纯，变和常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推理时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势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变即因时、因地等不同条件而灵活推论。许先潮则认为只有把握了这种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碍于彼这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用以指导行为，必无往而不胜。

《易经》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这可能就是其列为群经之首的根本原因。